马翔宇，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实验班和法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学术硕士生，曾就职于中信证券，现在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苏州片区综合协调局工作。
今年是母校建校110周年，百年校庆之后，我走进清华园，至此已过十年。十年以来，校园之内四季匆匆，校园之外变局重重。2019年，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我自北京辞职归乡，参与苏州片区的建设。两年以来，我一方面结合苏州片区的实际，从事对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及国内区域政策的研究；另一方面参与了一些内外资企业的管理服务工作。在苏州片区的土地上，承载了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九成左右的外商投资与进出口总额，陪伴苏州片区成长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了身处国家制度型开放第一线的工作之复杂艰深。随着一系列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签署，地方对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落实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下结合我在苏州片区的实际工作，谈一些浅显的思考。
其一，生产制造能力急需转化为渠道掌控能力与标准制定权。自上世纪90年代第二次信息革命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基础技术迭代相对缓慢的时期，这使得中国的工业企业正逐步接近工业生产的核心部门与核心技术，世界的大停滞期中产生了我们突破超越的窗口期。苏州自贸片区的产业升级也在近年加速，并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门类的几个细分领域逐步切入核心技术。而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门类的长期积累，也使得苏州自贸片区在一些细分领域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供应链。但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目前都存在自有渠道发育程度不够，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被卡脖子的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国市场本身的需求开发程度不足，长期面向外部市场办工业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是标准制定权长期为外部市场所把控的结果。如果说过去我国只能在一些边缘产业部门或者边缘环节为外商做配套，从而无力顾及渠道与标准制定权的话；那么随着本土科技企业从研发进入生产，从边缘进入核心，对渠道和标准的掌控能力的提升就应当纳入我们的时间表，而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供应链的稳定与强大产能更是为实现这种考虑提供了现实基础。
其二，外资企业产能同样需要融入双循环。外资企业说到底，仍然是企业。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外资企业已经高度融入了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甚至是文化环境。在大部分领域，外资企业是促使中国企业保持创新动力和管理效能的有力竞争者；在部分领域，外资企业甚至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中某些空白的填补者。过去几年的经贸摩擦，以及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一方面是对于地方政府处突能力的大考，另一方面也是对在华外资企业判断力的大考。过去几年中，至少在苏州片区，选择坚定留在中国，扩大在华事业部，追加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普遍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中国市场也给予了它们可观的回报。未来，中国的总装总成企业，仍然需要这些外资供应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仍然需要它们成为我国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触角。那么相应的，我们也需要一套更符合时代特征的外资管理体制。
其三，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数字化的政府和一套更加现代化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迎接制度型开放。良好的营商环境，是苏州自贸片区与其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长期以来的一张金字招牌，随着苏州自贸片区营商环境经年累月的迭代提升，目前我们逐步接近了一个缺乏上位法指导的无人区。随着rcep、cai和其他可能的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落地，地方愈发需要更加现代化的法律法规体系，这种需要不仅出自于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更新带来的知识产权、信息保护、投资管理、资本流动、药品监管等产业管理领域的更新需求；也出自于规则对接背景下对消费者权益、劳动者权益、碳排放权益与商业发展、企业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的需要。此外，出于提升地方政府管理效率与管理规范程度的考量，目前的政务数字化以及政务数据打通的进程仍然是相对缓慢的，对数据的上收与下放需要进一步的考虑。一个管理更加规范、数据使用效率更高的数字政务系统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加优质的政务环境、营商环境与人居环境。
一线工作对于人心智的启迪，是书院教育所难以替代的；但书院教育培养的思考习惯与思维框架则有指导一生的力量。值此校庆之际，祝母校海能卑下众水归，也祝愿各位校友院友与我自己服膺守善心无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