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高宇宁 张美晨
导读
“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模式，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转变为如今的对外援助国，在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参考了自身的发展经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塑造自身的援助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探索构建升级版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尝试。
文丨高宇宁 张美晨
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张美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 |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提出，被誉为国际发展领域的一场伟大运动。这项基于共同利益的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延伸。中国一直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受益者，并通过该倡议已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贡献者。
一项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十年来，中国在加强国内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加强了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贸往来与分工合作，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整体覆盖程度的提升。
“一带一路”地区的生产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欧洲带动亚太”的模式，加强了过去十年间中国通过东亚和东南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目前的模式已逐渐演变为通过中国反向带动东南亚和中亚，形成多个完整的“三角”贸易链，中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地位完全逆转。
毫无疑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了贸易的畅通。与西方的恶意炒作相反，大多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国家和地区都发展迅速。美国数据研究实验室aiddata的最新报告指出，夜间灯光强度是衡量地区人均收入的直观指标之一——卫星地图上越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好。研究小组选取了过去十年间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400个建筑项目，梳理了项目所在地区的明暗变化。
结果表明，灯光不仅集中在中国援建项目所在区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照亮”了附近地区，呈现出向外辐射的趋势。因此，研究小组得出结论：中国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整体发展。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除基础设施建设外，还优先考虑公共服务、医疗保健和教育。中国正在促进互联互通，让更多人从发展中受益。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约40%是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电网、移动通信信号塔、光纤等互联互通类基础设施项目，另有40%是医院、学校、排水管网等民生项目。为了让经济发展惠及更多地区，让更多人受益，从而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中国正在将这些国家的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缩短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距离。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非常独特，与其他以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为主的现有对外援助国相比，中国的援助重点是基础设施，很少附加额外的政治或经济条件。这可以归因于“受援国效应”，即援助国的援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国受援经验的影响。这种受援国效应表明，中国独特的援助模式不能用“经济和政治动机的结合”来解释，它是一种基于互惠互利的独特模式，强调的是贸易和投资合作。
中国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发展源于中国对外部援助的自主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中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过于傲慢，不接受任何结构性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最早资助的公路项目——成渝高速公路开始，中国就遵守了收费制度，确保了公路的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给中国上了宝贵的一课，即互联互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
中国的案例证明，虽然中国曾经是一个受援国，但通过将外部援助赠款用于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计划，中国拥有了对外援助赠款的能力建设。在经济成功发展之后，中国转变为了一个独特的援助国，在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参考了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作为受援国的经验使其具备了能力，并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塑造了中国的援助政策。
未来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开启，需要塑造一套符合人类社会包容、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新规则，在更高视野、更高层次上开辟实现“新全球化”的有效路径。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对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的替代，而是创新探索和构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升级版。它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来源丨中国日报
供稿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