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十周年。然而，大多数西方的评论家，无论其立场是左还是右，都认为中国越来越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多只是起到一个装饰意识形态门面的作用。
1992年的一天午夜，江泽民给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打了一个电话，要求他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反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经济”，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从理论上来做出说明。我将从美国金融危机谈起，看看美国“暂时国有化”的经验教训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格林斯潘和保尔森赞同“国有化”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多年以来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大主教。但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应对次贷危机时国有化恐怕是伤害最小的备选方案，“国有化使得政府能够将有毒资产转移至坏账银行而避开对这些有毒财产如何定价的问题”。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在回忆录《峭壁边缘》中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的“国有化”的逻辑有三重含义：一是银行不愿把它们的有毒资产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二是购买这些有毒资产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能很快地使经济恢复健康状态；三是根据《巴塞尔协议》所允许的银行股权资本的杠杆比率，将公共资金以股权资本的方式注入私人银行，比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有毒资产更有效。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保尔森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国有化的一种形式，但他却强调“我们想要避免任何带有国有化色彩的方式”。 他说：“购买普通股虽然有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普通股是带有投票权的。”于是，公共资金以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的形式被注入私人银行。正如大卫?维塞尔所指出的，这种特殊的国有化形式，即公众承担风险而公众没有控制权，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政治逻辑，保尔森就不会得到立法授权。
但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可以迫使私人机构接受政府的资本。保尔森想在银行倒闭前强化它们，却不得不设计优惠的方案来“引诱”银行。为此，他开出了区区5%的优先股股息率（5年之后将提高到9%）。有趣的是，买优先股的“妙计”是巴菲特向保尔森建议的。而在此前不久，巴菲特却通过谈判获得了远好得多的注资条件，如投资高盛的回报率是10%。因此，芝加哥大学的韦罗内西教授等认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这些银行的股东提供了巨额补贴。
为什么美国的“国有化”只能是暂时的？
《巴塞尔协议i》规定“一级资本”（“核心资本”）必须达到“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4%”，而保尔森对第一轮接受注资的九家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的金额相当于其风险加权资产的3%。也就是说，政府将掌控九家银行关键的一级资本的75%。而这九家机构拥有的资产，又相当于美国银行系统全部资产的75%以上。因此银行“国有化”的规模，是巨大惊人的。
但是，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到2011年3月8日为止，不仅九大银行如数赎回了政府所购买的优先股股票，而且其他银行中也有约1/5通过资本偿还或是其它政府计划的投资置换全额赎回了政府购买的优先股。这使得“国有化”确实成为暂时的，正如格林斯潘和保尔森所极力主张的。
为什么“国有化”必须是暂时的？毕竟，巴菲特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持有高盛的股票在等待更高的回报。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美国政府继续持有这九家最大银行相当大一部分的股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含义。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其它各种所有制在市场环境中共同发展的一种体制。我在2011年提出：“重庆实验表明公有资产和私有企业不是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当公有资产能够在市场中获得收益，政府就能够减轻私有企业和个人的赋税，从而实现公有资产和私有企业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当全国的所得税税率是33％时，重庆只征收15％的所得税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
现在我想问，如果美国政府并不将它所持有的股权全部卖出，而是保留了一部分，那么我们是不是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出现了呢？
詹姆斯·米德的颠倒的国有化（topsy turvy nationalization）
重庆经验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1936年以来“自由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詹姆斯?米德的关键的见解是一致的。他的“颠倒的国有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
所谓“颠倒的国有化”实质上是要将英国1945年的国有化的做法颠倒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对钢铁、电力、铁路和煤炭行业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并没有从国有化中得到可以自由支配的利润；因为英国政府为了推行国有化方案发行了大量的国债以提高国有化的补偿标准，而国有化所带来的利润要用于支付这些国债的利息，即利润与国债利息抵消了。政府没有得到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利益。目前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存在着一个十分相似的过程，即主权债务与银行危机是联系在一起。其中的逻辑是：欧盟的银行需要一个类似“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政府注资，而政府只有依靠发行更多的国债来筹集资金。这就是纽约大学的阿查里亚等所指的“一个双重债务积压的故事：金融部门与主权信用风险的交叉”。
米德的“颠倒的国有化”计划包含下列几点：“国家不发行国债，而是拥有价值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财富的50%的国有资产。政府不亲自经营生产性财富背后的企业，而是如同持有私有的信托公司和其它类似的金融机构的股权一样在竞争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投资于这些生产性财富/企业。”“颠倒的国有化”能够获得两大益处：其一，政府可以用股权投资所得到的收益建立一个“社会分红基金”（social dividend），通过向每个人发放最低收入能够为劳动力市场添加额外的灵活性。其二，政府可以从部分拥有的企业的微观管理决策中解放出来。米德承认“这种‘颠倒的国有化’的过程对于已负有巨额国债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会遇到难以应付的财政负担，而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要不将所有的有盈利的国有资产都卖给私有部门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说过，重庆实验可能可以解释为是“马克思 里根”：马克思的公有制，里根的低税收。我是否可以进一步发挥为：“马克思 里根=米德”！
我希望这篇短短的注记可以引起更多人对米德感兴趣，也许这最终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
（来源：）cui解读中国.doc